安田好弘律師刑案經驗交流 - 律師工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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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錄自 Gossiping 看板 #1DzsWftV ]

作者: ROCKMANX6 ( ) 看板: Gossiping
標題: Re: [爆卦] "哆啦律師"安田好弘演講會開始線上報名...
時間: Tue Jun 14 21:54:47 2011

※ 引述《jeanvanjohn (尚市長)》之銘言：
: (剛剛那篇變成石頭文了，只好重發，裡面一定有八卦的)
: 哆啦律師安田好弘的演講會開始報名，報名地點當然是廢死聯盟官網...
: http://www.taedp.org.tw/

我昨天去參加高雄場，僅限律師參加，所以到場的人不多，大概25人左右。

除了安田以外，還有好幾位國內律師和學者擔任講師（有高涌誠律師、翁國彥
律師、吳豪人副教授），主要的內容大概就是在教如何在替重刑犯辯護時，能夠主
張他們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獲得減刑。

安田律師講的部分，是由吳豪人副教授即時翻譯。我有把重點抄下來，應該會
遺漏一些，但還是分享一下。

內容沒有整理，就是一句一句依序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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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案件，尤其死刑案件，一定要有 2人以上的律師，可以互補不足之處。像
當年日本奧姆真理教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我們一開始就找了10位律師。

律師辯護失敗的主因往往是因為事情太樂觀，所以有些事前準備一定要做好：

1.證據分類。

把證據分成客觀性和主觀性 2種，然後先看客觀性證據能否解釋案件。以
我承辦的和歌山毒咖哩事件為例，被告既無犯罪動機，又無計劃性犯案，
所以我就主張這件案子只是惡作劇，而非殺人事件（按：本案女性被告最
後仍死刑定讞但尚未執行，有興趣可查維基）。

2.徹底證據蒐集。

要比檢察官和警察更仔細觀察現場，並作現場重建、推理，儘可能使其接
近案發當時情況。

上述 2項，無論被告是否已經承認，還是都要做。

3.可以問的都要問。

即使檢察官也承認的事也還是要問，但問之前要考慮檢察官可能反詰問。

4.聽取被告本人說明。

問被告時，要重覆、多次去問，因為被告在犯案之後常常處於精神崩潰狀
態，要慢慢幫他從被擊潰的精神狀態回復。問的時候，不要只是問他「有
沒有做」，而要再問他「做的時候有何感覺」，因為對事實的理解往往可
以連接真相。

很多被告在犯案完會壓抑自己的記憶，忘了很多事實，要協助他回憶，並
且回復其人性，讓他從絕望中復活。

其實就這點而言，我也經常失敗。最近我承辦的一件案件是連續 7天密集
審理，所以我們沒有時間對外找聲援者。後來我的被告受到有罪判決，他
放棄上訴，因為他認為這是神對他的懲罰，這是神的判決，不能質疑。但
是我還是要繼續勸他，這件案子最後上訴期限是 6月19日，所以我 6月15
日就要趕回日本繼續說服他上訴。

律師應該多認識一些專家，像法醫、精神科醫師、犯罪心理學家（要有臨床經
驗的，而不是只會理論的）。

我們要在法官面前，打倒檢察官所說的故事，換上更好、更能理解的故事，說
給法官聽。

檢察官說被告十惡不赦，我們要打破，讓法官知道被告沒那麼壞。不僅要讓法
官了解被告已經懺悔，還要讓法官知道被告未來如果更生以後，要如何過日子。

法官、檢察官、律師在對待重大刑案被告時，往往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態度，教
化被告要悔改。但這是不對的，這種上下從屬關係應該由律師來破除，我們要讓自
己和被告處於平等，是朋友關係，要當他的 supporter，且幫他找聲援者。

一定要積極接觸被害人及被害家屬。但這在一審的時候最難，因為離犯罪的時
間點還很近，不容易被諒解，進入二審和三審比較可能。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被害人家屬在法庭陳述意見的時候，律師是否應該對被害人家屬反詰問，這是很棘
手的問題，因為最好不要跟被害人家屬衝突。

這點在加拿大和紐西蘭原住民就做得很好，他們有一種修復性正義制度（按：
網路上可以找到修復式正義內容，主要是讓被害人也參與，使被告儘可能取得被害
人的原諒。參考： http://blog.udn.com/wangkwo/4514713）。

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屬當然可以感情發言，當法官絕對不可以。所以如果法官
也感情用事，必須要求他回到證據上審判。

律師是否該跟媒體接觸？我的大原則是不可以。但如真要接觸，必須有 2個原
則：1.被告同意。2.對被告有利。

但事實上想不跟媒體接觸很難，因為律師不主動接觸，媒體也會自己靠過來。
以我的經驗，有些媒體記者會喬裝成要來我事務所委任案件的當事人到我辦公室當
面問我，甚至還有記者會在路上埋伏跟蹤想採訪我。

如果真的無可避免，躲不掉記者，乾脆開記者會一次講清楚。如果私下被記者
問到，也只能給點對我們當事人有利的東西。也可以跟媒體記者作君子協定，有些
事可以講但不可以報導，這樣下去，有時候還有好處，就是可以從記者那邊得到一
些內線消息。

講到鑑定（主要指精神鑑定），其實不一定要向法院聲請，有時可以先自己找
人鑑定，再據以向法院聲請。律師雖然是鑑定的外行人，但也要儘可能內行，積極
要求鑑定。

但有時太早聲請鑑定也不見得有利，因為此時尚未進行反詰問，有時反而變成
在為檢察官所架構的事實背書。

鑑定對我方不利，要質疑鑑定人：

1.鑑定人是否愛出風頭，常在媒體放話。因為言多必失，可以找到攻擊點。

2.鑑定人以往的論文及學術研究內容是否紮實。

3.鑑定人所使用的鑑定資料，如果需要我方同意者，是否有得到我方同意。

4.有些鑑定人的鑑定方式很惡劣，用挑釁、糾問的方式來做。

法院對鑑定報告的接受程度，主要取決於鑑定內容，再來就是被告是否討人喜
歡。所以在法官面前要讓被告當個合作者，律師就必須扮演好的中介者角色。

至於死刑案件，律師是否該在審判庭上提出死刑廢止論或是死刑違憲亂？我的
意見是絕對不可以。因為法官會認為律師會提出這個，表示已經認輸，反而有反效
果（按：這似乎是我國廢死團體最喜歡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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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國彥律師後來以美國 Unabomber事件（數學天才兼炸彈客，16歲進哈佛大學
念書的Theodore Kaczynski）為例，在講有關於死刑被告有放棄求生意志等「毀滅
性」想法的因應方式（因為Theodore Kaczynski堅稱自己沒病，拒絕接受精神鑑定
以獲取減刑，但最後仍被勸說成功，改判終身監禁），安田律師的補充：

我們不要讓被告說出消極的話，如果真的改變不了的想法，就趕快聲請精神鑑
定（因為這代表他精神真的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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