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身影就這樣閃過了數位轉型的絕佳時 - 薪水

台灣的身影就這樣閃過了數位轉型的絕佳時機，我們還為此沾沾自喜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529 Daphne K. Lee 譯：丁肇九

從紐約來台灣開始全職工作之前，我有三年時間都過著「數位游牧」的生活，當時遠端工
作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為疫情影響，在2020年的今天，遠端工作對全世界的知識工作
者來說已經是個稀鬆平常的事——除了台灣。


還沒到《關鍵評論網》上班前，我對於這種朝九晚五的生活感到焦慮——我有沒有辦法融
入這裡的企業架構（畢竟我連大學實習都不太用心）？我和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台灣同事
會不會處不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忍受關在辦公室多久？

還好，我的公司環境舒適，同事人很和善，過去一年也活下來了。我學會接受「辦公室」
這檔事，但辦公室的工作模式並沒有對我的工作有正向幫助。每天來回通勤耗費我兩個小
時，雖然同事可能很開心能在辦公室看到我，但實際上，因工作性質我根本不需要出現在
辦公室。

然後新型冠狀病毒出現了。


即使是「走得很前面」的數位媒體，面對數位轉型仍顯得舉止失措

這波疫情帶來少數的「好處」，就是在維持社交距離的規範之下，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嘗試
遠端工作。不過在台灣因為疫情管理得當，大部分企業都沒想要認真經營這件事。

一直到台灣疫情越發嚴峻、還有同事疑似患上流感的時候，我的公司仍然不太願意宣布開
放在家工作。

對此，我心中的美國靈魂覺得這根本是侵犯了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而我的亞洲靈魂則默
默傳了一個輕鬆但不失禮貌的訊息給我的老闆，問公司有沒有考慮讓員工在家上班。之後
沒多久，台灣境外移入確診案例增暴增，我們也終於實行了三個禮拜的遠端工作。我回到
了我的舒適圈，工作效率也跟著上升，但也有些同事反應在家工作的時候比較容易分心或
者缺乏動力，也有些同事持續到辦公室上班。

被老闆稱為遠端工作「實驗」的三個禮拜期間，我們光是決定要用Zoom還是Google Meet
就來回切換幾次，進行會議時，還要討論要不要開鏡頭（要，除非你在馬桶上開會）、沒
發言的時候該不該把麥克風關掉（請關掉，我已經說三次了）。

雖然我們的公司一直都在用Slack和Trello這類為商業線上商業溝通發明的軟體，但遇到
真正要遠端工作的「危機」我們還是有點應付不來。數位媒體集團如我們都這樣了，更別
說比較傳統的企業。

才剛過三個禮拜，台灣新增的確診案例開始變少，我們也馬上回到辦公室。管理階層鬆了
一口氣，因為他們不用再因應長期遠端工作規劃各種各樣的未知，甚至有些同事都覺得可
以回到辦公室工作很開心。

台灣的身影，就這樣閃過了數位轉型的絕佳機會，我們還為此沾沾自喜。


「科技大國」台灣在職場文化的數位轉型，落後全世界非常多

每當說到台灣是「科技大國」，許多人的腦海中都會浮現美國矽谷的身影，但實際上台灣
「科技」講的大多是半導體和電子產品的輸出，政府甚至到近年才逐漸營造出「新創友善
」的產業環境。然而就算有這些技術和利基產業優勢，台灣的職場文化還是停留在那輝煌
的1970年代加工出口歲月裡。

我問了駐台北的新加坡籍研究員Roy Ngerng對台灣職場文化的感受。他說他的公司在遠端
工作期間，要求員工每天用視訊「回報」三次，確保能掌握行蹤。

台灣的工作者總被期待要「看起來」把工作做完，所以在回報進度的過程中，他們總會很
刻意的展現績效，這反而造成整體的效率低落。

此外，許多企業主都依靠古早的打卡制度來管理旗下員工，他們會說「依法打卡」是法規
保障勞工的一環，但實際上，卻有更多企業用打卡時間來處罰員工，有些企業甚至會以十
分鐘為一個單位計算，來扣晚打卡的員工薪水。

有個曾在國立台灣博物館工作的朋友跟我說，他們打卡系統用的是臉部辨識，讓他們連換
眼鏡都不行，就怕來回之間耽誤到打卡。

在工作文化這方面，台灣的新創公司雖然稍微有彈性，但也沒有非常的不同。大部分的新
媒體公司都會設定有限的「在家工作」額度（平均每個月一到四天），有些高成長的新創
企業連這樣的規定都沒有，CakeResume的營運長謝威秤就跟我說，因為新創前期的過程中
「速度」是關鍵，團隊一旦遠端工作就可能影響進度成效，缺乏管理遠端團體的經驗也是
問題，但他也表示會考慮在公司穩定成長之後，嘗試啟用遠端工作的制度。


遠端工作，其實對勞方和資方都有許多好處

根據研究，遠端工作如果執行的妥當，可以提升員工的生產力、創造力以及士氣，企業主
也能省下辦公室的租金，降低企業擴張的物理開支。

此外，就算沒有全球性的疫情，我們的辦公室還是很「有病」。在開放式的辦公空間裡，
人們得到飛沫傳染疾病的機會很高，認知功能也會因為辦公室環境降低。如果企業讓員工
有彈性的在家工作，反而能保障其他同事的健康，也能提高生產力。

然而，仍有許多人將遠端工作當成是一種員工福利，這樣的思維不只陳腐，而且大錯特錯
。

在台灣，有78%的企業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工資過低是其中一大問題，但本地雇主也沒
有往外看的眼光。當然，雇主之所以不使用外國人才，居留證規範、較高的承攬稅則等成
本和繁複法規是一大原因。但對這些雇主來說，採用遠端工作的員工就可以打破地域界限
，大幅充足他們的人才庫。

Twitter日前宣布全體員工可以「無限期」在家工作，Facebook也在上週宣布未來至少一
半的員工會遠端工作，擴張聘請員工的地區，不侷限於生活費用高昂的矽谷或紐約等城市
。

我的好朋友Srivatsa Ray經歷了十幾年遠端工作的歲月，也是好幾家美國科技公司的顧問
，他認為「遠端工作」的字眼常帶給人負面印象，反倒喜歡稱它為「分布工作（
distributed work）」，讓人才可以超越地理疆域。


到頭來，戰勝疫情的台灣，卻在數位轉型上落後了全世界

即使台灣企業有心試行數位轉型，仍需面對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的缺乏和政策法令的繁瑣。
例如當全世界都在往「無鈔化」的數位金融邁進時，台灣仍停留在以現金為主的社會，像
PayPal這種全球適用的國際支付服務也因為無法配合法規而撤離台灣。

在台灣，就連基本的銀行服務有時候都很可怕——開銀行帳戶要花幾個小時、網路銀行的
介面令人厭世，開一間公司在新加坡只要三個小時，在台灣卻要花三個月。這也是外國企
業會對在台灣開公司卻步的一大原因。如果一家公司需要落實數位轉型，必須先解決線上
金融的問題，以便國際交易與工資自動化等等，這些挑戰卻不是三兩天可以完成的。


回歸主題，雖然台灣的防疫工作受世界矚目，這個大有潛能的國家卻可能錯過了世代難得
、釜底抽薪的數位轉型機會。我們最近在慶祝台灣「回歸正常」，但比照全世界，我們仍
然活在「舊的正常」，因為我們的生活沒有被影響到要做出真改變。

在此同時，那些正在受到疫情強烈衝擊的國家可能會在後疫時代變得更進步、完全改變原
本的職場機制，住在台灣的我們，則繼續快快樂樂的享受村上春樹口中的那種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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