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 -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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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

洪娟娟　北縣家防中心總督導

曹小妹妹上報的第一天，我正為縣內其他兒少保案件的外部壓力忙得焦頭爛額，無力認真
了解這事的來龍去脈，當然也不太敢看這些新聞，怕接觸之後把心裡頭僅剩的能量耗盡，
那，眼下這麼多的事該怎麼辦。

但，還是很快知道這一切，很快地媒體效應也反應在通報量上，網絡成員人人自危、所有
案件都被列為高度優先（但社工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接著，一如預期般，果然中央迅
速公布控制機制，再次加重社工員的責任，又是中央買單、地方付費……………..
在一片抱怨指責的氛圍中，很難得看到「社工工會籌備小組0423抗議內政部卸責新聞稿」
中深入描述了保護型社會工作的六大困境，包括「非自願性案家，與社工關係張大力」、
「案家刻意迴避、社工成功訪視不易」、「社工管轄區域大，權、責不相對等」、「人力
不足、案量過多，人力耗損嚴重」、「無人身安全與職災保護措施，增加離職率」、「契
約工僱用型態，阻礙人才長期留用」，並提出「全面檢討從事高風險、兒少保等保護型社
工的政策思維與價值，反省服務模式，從而檢討政府部門所賦予社工的角色與責任」、「
召開實務工作檢討會議，邀請前線保護型社工參與討論，反對由上而上的精英式檢討機制
」的論述。身為基層的兒保督導，也很想呼應新聞稿內容，分享心得與慘痛學習。

10年多前，在開始擔任兒少保一線督導前，我跟同事們有機會讀了一本1997年的書「
Combatting child abus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trends」(N. Gilbert,
1997)，書裡頭比較了9個國家的兒少保系統，並將其分為「兒保取向」、「家庭服務取向
：強制通報」、「家庭服務取向：非強制通報」三大類，書中提及因著各國福利體制的不
同、對兒少保問題採取不同立場觀點，因而產生不同的介入處遇模式。在這本書裡，我發
現原來有些國家（包括非英語系的歐陸、北歐國家）將兒保議題視為是家庭衝突或失功能
問題，是社會或心理問題，源自於服務或公共福利不足所引發的心理社會困難，因此這些
國家的解決問題方案是回應家庭需求，而非採取偏差控制、拯救孩子的處遇模式。書中把
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三國列為「兒童保護取向」，此一取向視「虐待」為個人、道德議
題，因此採取調查、拯救、強制安置等處遇模式。這本書讓我知道，顯然我們的兒童福利
法是複製美國的兒保取向，所以強調通報、重懲處，視不當對待為家長個人議題，但，其
實可以有不同視也立場與工作取向的。

開始擔任第一線兒保督導後，我愈來愈能體會，強調通報只是簡化問題本質，讓政府看起
來似乎有在做事，但規避了社會結構與資源問題。所有第一線的社工員都知道，並非「通
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社會資源、結構、心理衛生體系沒有改變，那只是讓社工員
個人承擔這些案家的困難與問題罷了。然而，這麼多年來，「一通電話、救個家庭」的迷
思充斥著這個社會，當政者未能從根本做起，讓地方的福利衛生服務更加密集、及早提供
困難家庭所需的各項服務，只是不斷用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策略將問題個人化，而被通
報家庭因著隱私被侵擾，對政府出現更負面觀感。不斷宣導通報的同時，社工員疲於找尋
孩子、而民眾對社工員訪視抱怨陳情不斷增加，社工員因而身陷拯救孩子的社會期待、與
案家的抱怨之間，動彈不得。美國的兒保經驗已經發現，當社工員將的心力耗費在即時調
查時，不僅讓社工員疲於奔命，同時也使得社工員無法花力氣協助那些進入兒保體系、真
正需要協助的家庭，因而部份美國學者認為應重新檢視強制通報法、與兒虐定義（N.
Gilbert, 1997）。當“通報”如火如荼地在台灣社會漫延開來，我們更應該停下來省思
美國的前車之鑑，重新檢視兒保體系真正希望解決什麼議題、並思考兒保工作的範疇與界
線，而非不斷加重兒保社工員的負荷與責任，假「保護被害人」之名，行「剝削社工員」
之實。

91年下半年本縣家內性侵害媒體案，是我在兒保工作的另一個慘痛學習。當時因著外界的
抨擊引發個人、組織間極大的艱熬與負擔。我有機會在這段痛苦階段讀了另一本書，因而
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治療效果，這本書集結了1992年在美國所舉行的研討會報告內容，書名
為「The backlash: Child protection under fire」(J. Myers, 1994)，書中共有八章
，由不同的專家學者探究社會對兒童性虐待的反撲現象。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
Pizzini(1994)提到美國兒保強制介入架構背後的價值是衝突且不一致，致使兒保方案目
標模糊且衝突，包括兒保工作被視為有責任預防兒童虐待，但經費與方案卻不足以執行此
一目標，既有福利體系無法提供足夠預防性協助，卻希望兒保工作能協助所有家庭；此外
，通報法與福利法規衝突，前者希望盡可能將所有需要的兒童納入此一體系，後者卻以嚴
苛規定排除有需要的家庭。社工員持續在這些衝突與模糊不清狀態內被要求要與父母、兒
童工作，在某些狀況下社工員有可能因安置孩子而被批評是＂反家庭的＂，在另一案件中
則可能因未安置孩子而被抨擊未能善盡保護責任。

這本書給了我某些「慰藉」與「答案」，原來，國外兒保體系也不斷出現被攻擊、被污名
化的狀況，原來，不是只有我們會經歷這些。此外，看著別人的經驗，讓我有機會重新看
待並思考媒體的批評與外界缺乏善意的環境，理解這或許是既有體系的困境、及民眾需要
更多教育與學習所致。

慢慢地，因著兒虐致死案的發生與檢討，我閱讀了兒保兒虐致死的國外文獻，特別是英國
的兒保書籍，讓我對搖擺不明確的社會態度、以及兒保社工的難為更有體會。1970年代
M. Colwell兒虐致死案件，當時兒保社工員被批評為軟弱消極，溫和的家庭取向受質疑，
因此要求社工員應更聚焦於兒虐議題、介入方式應該更具強制與侵入性(intrusive)；然
而，1987年Cleveland兒保事件，社工員又被批評過於強制、忽略了家長權利，兒保社工
員轉而被要求應重視父母參與、夥伴關係，回復先前家庭支持取向（Corby, 2000,
p.34-61)。英國兒保體系就隨著重大致死案發生，持續重覆著大規模的調查、修正實務工
作、改變政策與立法等變革。兒保社工員，因而身陷這些搖擺而不一致的社會壓力下，不
斷被指控為訓練不足、敏感度不佳，持續成為體系失敗的代罪羔羊！

身為第一線兒保督導，我清楚知道社會期待社工員要能「正確」判斷，也充份理解「過與
不及」的難為，“太過”將導致社工員過當反應、濫用權力，“不及”則讓社工員無法發
揮保護功能。只是，社工員也是系統的一份子，很難不受系統壓力所影響，一旦外界缺乏
支持、充滿了惡意與指責時，這些壓力很容易轉嫁至社工員與案家的工作，連帶讓社工員
更難客觀且持平看待案家困難。

這些年來的兒保工作雖然讓我看到許多悲劇，但也讓我清楚多數的家庭是有困難的，真正
意圖傷害孩子的惡意父母（所謂的＂壞人＂）的比例真的不高，所以我們到底該如何看待
、並回應這些家庭的困難呢？這些家庭也跟社工員身處同樣的社會脈絡下，當社會採取更
強制並將問題個別化時，家長也會感受到社會氛圍與態度；這些「強制」與「污名化」使
得家長易對抗社工員的介入，而家長的拒絕、對立也容易使社工員掉入權力拔河或裹足不
前的狀態，「社工員」與「家長」兩造因而都陷入調查與強制處遇的社會結構裡困境中，
不易動彈。如果我們無法正視這樣的結構所帶來的工作困境，一味簡化為訓練與經驗不足
，可預期終將難以找到出路的。

到目前為止，很遺憾當政者似乎沒能看到並思考「社工工會籌備小組0423抗議內政部卸責
新聞稿」的內容，無法聽懂、並停下來思考結構與問題本質，0425內政部的新聞稿，要求
社工員在時限內見到孩子，要網絡成員留住孩子，讓社工員可依循行政執行法規定破門而
入。這些將只是強化既有體系困境，且無助於解決問題，可預期的是，接下來所有的網絡
成員會更加緊張焦慮，而這些壓力將轉嫁至社工員身上、一味要求社工員安置孩子，而社
工員則更疲於奔命於調查案件、一再承擔無法負荷的重責。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強制力將
傳達出這些家庭是罪惡的、且更標籤化這些困難家庭，連帶也導致社工員後續與案家的工
作更加不易。就像宣導通報後，接著指責社工員受理通報後未善盡職責；當社工員表面上
被賦予愈來愈多“權力”的同時，持續的抨擊與指責恐將永無止盡。

社會工作仰賴＂人＂來執行助人工作，換言之，社工員是執行保護性工作中最重要的資產
。十年來，我深刻體會了培育一個兒少保社工員有多麼不容易，社工員得要應對衝突對立
、學習自在行使權力、同理並貼近家長的困難，在模糊不確定情境下得要勇於承擔、並保
有希望，此外，還得在錯綜複雜案家情境中找出可工作的空間、協助改變，同時也得面對
網絡成員擠壓與轉嫁………。但，不良決策卻極可能輕易讓保護性工作環境更加惡化，且
連帶導致保護性社工人力的耗損終結！

美國的兒保的通報體系不斷受到批評，出現「窄化」的呼籲（J. Waldfogel, 1998）。英
國兒保體系逐步發展出更多的控制機制，但這似乎並未讓英國的兒保更好，反倒引發更多
檢討；甚至有學者提到英國的兒保實務工作深受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影響，充斥了高度焦慮
、擔心犯錯遭咎責等氛圍，並形成所謂「清單文化(checklist culture)」，藉以保護社
工員、應對擔心犯錯所引發的內在恐懼（A. Cooper, R. Hetherington, K. Baistow,
J. Pitts & A. Spriggs, 1995, p. 112）。在此當下，英、美國家的前車之鑑均值得借
鏡、深思，也希望當政者能藉此避免重蹈覆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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